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开云体育APP村志，以某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为记述范围的志书，作为典型志种之一，是中国方志这个大家庭的重要组成成员，传承历史文明、记录乡土文化、留存文化根脉，被视为“一村之全录”“一方之百科全书”，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功能。党中央、国务院对村志编纂工作高度重视。2022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强调：“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开展村情教育。”这是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后，再一次将地方志纳入国家战略部署。

　　近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推动新时代地方志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文化品牌，组织开展乡村志书编纂，支持展陈场馆建设，收集整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讲好乡村文化故事，参与文明乡风建设等，地方志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志服务党委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效能取得了明显的提升，为乡村文化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曾谈及：“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过去，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浙江后，习延续了他一贯对修志、用志工作的重视，无论是政府主持的省市县志，还是百姓自发的乡镇村志，都是他下基层调研、指导灾后重建、了解民生民情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作为传承乡风文明、记录生活变迁、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文化载体，村志也是留住乡情、乡愁的一把钥匙，观察民意、民愿一个窗口。

　　比如宋代的“临安三志”、《四明图经》《会稽志》《吴兴志》《赤城志》，浙江现存唯一的宋代县志《剡录》，全国现存最早的乡镇志《澉水志》等，无一不享誉志林。迨至明清，不仅存世有明嘉靖、清康熙、清雍正3种《浙江通志》，而且进入各府县普遍修志的全盛时期，甚至于乡镇志和各类专志亦出现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繁盛局面，部分乡镇还数度编修，如嘉兴桐乡的濮院镇，在明代曾4修镇志，到了清代则多达9次。据统计，浙江现存的乡镇志中，明代7种，清代71种，民国20种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8年共编修乡镇村志约700种，数量和质量均属全国前列。

　　2012年7月，不忘嘱托的白沙村人，没有辜负习的殷殷期望，经过7年多的努力，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该志承袭了“专家+农民”、以农民为主体的编修模式，仍由毛东武任主编，毛兆丰任副主编。同时，与第一部村志相比，新村志在体例上创“五环体”，设5环43节；在体量上也达到91.3万字，是前志的近7倍，系统记述白沙村自然环境、经济建设、政治变革、家庭世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史实，生动刻画白沙村人在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脱贫致富奔小康道路上奋力前行的群体形象。

　　志因村流传，村因志扬名。2016年11月，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入选首批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试点村，白沙村人再启志业，开始第三部《白沙村志》的编修。如何跳出旧志编新志？如何更好的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凝聚人心，激发村民们爱国爱乡之情？如何绘就白沙村共同富裕谋新篇、乡村振兴开新局的美好画卷？诸如此类，既是这部《白沙村志》聚焦解决的问题，也是这部《白沙村志》彰显蕴含的特色。据了解，该志目前已完成所有编修程序，上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审核通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能一睹新时代《白沙村志》的风采。遗憾的是，虽然年逾八旬的毛东武老骥伏枥再任主编，但毛兆丰老人却因中风卧床数年后于2018年去世，未能等到第三部志书面世。

　　在此背景下，浙江的村志编修也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022年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组织编纂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鼓励引导经济强镇（街道）、村（社区）率先开展编纂工作。”并就数字化方面先行先试，“浙里有志”列入省委改革办2022年重大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S2，开发“浙里修村志”“浙里修家谱”等应用子场景，迭代升级村志编修模式。截至目前，嘉兴市的乡镇村志覆盖面已达到80%，宁波、温州、湖州、绍兴等市也已接近50%。可以说，村志编修不仅对留存乡村记忆、抢救乡村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展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提供了一个最接地气的文化平台。

　　经过多年实践，浙江涌现了《白沙村志》《下姜村志》《凤凰村志》《坂头村志》等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志书，尤其是2019年出版的《凤凰村志》。富裕起来的村民在想什么？村庄是如何变迁的？村民生活和个人奋斗史、生命史是怎样的？上述问题都能在这部村志中找到切实、感人的答案，其秘诀就在于主编莫艳梅大胆突破传统村志资料匮乏的瓶颈，在编纂过程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课题调查和口述历史活动，获取鲜活的一手资料。这一尝试，也让每位村民都成为村志的真正供稿人，是对“专家+农民”编修模式的延伸和发展。

　　此外，浙江的村志编修还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展多形式、多维度的创新实践。比如针对经济、人才等条件相对困难的山区，文成县推出了“1+X”行政村合志（即联合村志）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经费、人员和时效的问题；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开发，桐庐县推出了“微村志”的新作法，以微博、微信为志稿采写和传播发布的主要平台，在覆盖面、参与度和利用率方面取得良好成效；结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在行政推动和修志举措方面有力度、有规划、有巧思，嘉善县、慈溪市、柯桥区等地的村志覆盖面和质量均走在全省前列。

　　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村志编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人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第一部被习念兹在兹的村志——《白沙村志》（1991、2012）；第一部女性主编、文字量超过200万且可以扫码阅读的村志——《凤凰村志》（2019）；第一部民资民修、政府审定的村志——《坂头村志》（2018）；还有即将成为第一部双语村志的《龙现村志》（2022年入选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毫无疑问，村志编修为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两个先行”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志”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