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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关于元宵节的一首作品。诗人听说都城正月十五夜张灯，他想象着那里月光如水，花灯如山，装饰华丽、散发着香气的马车堵塞了宽敞的大道，这样的盛况自己竟无缘目睹，而只能跟着乡民参加赛紫姑的活动，不由内心充满了羞惭与遗憾。他的诗径直以《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为题，可见遗憾到了怎样的程度！原来唐都长安的元宵节，不仅为当代的我们所向往，它也是大唐人自己的梦想与渴望。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有“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汉明帝燃灯表佛”等不同说法。不过，目前所见关于正月十五习俗活动的明确记载并非出自汉代，而是南北朝时期。比如《北齐书·尔朱文畅传》记载：“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竹簇之戏，有能中者，即时帛赏。”又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转引《石虎邺中记》云：“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并记载了迎紫姑占卜人事和年成的习俗。当时还有用油膏豆糜祭祀神灵以保佑蚕桑丰收的做法，人们还会端着肉粥登到屋顶上边吃边诅咒老鼠：“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为的是驱逐老鼠，使蚕业免受伤害。所有这些记载都表明最迟在南北朝时期，正月十五已是具有多种习俗活动的民间节日了，只是这时候它还没有和后来盛行的张灯结彩挂起钩来。

　　在稍后的隋朝，元宵节获得了巨大发展。据《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时期，在东都洛阳，“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处处张灯结彩，歌舞日夜不休，活动足足持续半个月之久，仅表演者就达三万人之多。大业六年，同样在正月十五，又“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其实，在隋文帝时期，正月十五就已经热闹繁盛得很了。开皇年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说，都城和其他一些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夜，就会“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一片狂欢景象。这份奏折原意是批评正月望夜的浪费资财、伤风败俗，却留下了当年元宵节盛极一时的确凿证据。在隋朝，元宵节不仅有大型的歌舞、百戏、夜游等活动，张灯的做法也出现了。隋炀帝有《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可以为证。

　　不仅如此，为了让大家过好元宵节，唐朝还暂时取消了城市的宵禁规定。所谓宵禁，就是禁止夜间随便活动。我国长期遵循“明而动，晦而休”也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则，反映在城市管理上就是宵禁制度的实行，这当然也出于城市安全的考虑。早在先秦时期，已有专门负责宵禁的官员，称为“司寤氏”，《周礼》记载他的职责是观察星象，确定入夜的时间，并诏告巡夜的官吏实行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唐朝也实行宵禁制度，长安作为国家都城，是国家政治中心，安全问题格外重要，宵禁也更加严格。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继续营建增修的结果，面积达83平方公里多，按中轴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心，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划分出100多个里坊，此外还有东市、西市等大型工商业区。城、坊、市四周皆有高大的围墙，开辟不同数量的门以供出入。城门、坊门、市门都是夜闭晨开。闭门开门的时间，最初是由被称为“金吾”的人员口头传呼。贞观年间，唐太宗接受大臣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各主干道设立街鼓，俗称“冬冬鼓”，通过击鼓传递开闭门的时间。

　　闭门时段就是宵禁时间，非特殊情况不能在街上走动，否则就是“犯夜”，根据《唐律疏议》规定，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但是元宵节期间，宵禁就暂时取消，坊门、市门昼夜开放，任人通行，称为“放夜”。天宝三年（744年）十一月敕规定，不关闭坊市门的日子是正月十四、十五和十六三日。天宝六年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将开坊市门的时间改为正月十七至十九三日，改动的理由是：“重门夜开，以达阳气，群司朝宴，乐在时和，属此上元，当修斋录，其于赏会，必备荤膻。比来因循，稍将非便。”原来，受佛教、道教影响，正月十五前后三日是修斋吃素的日子，而开坊市门燃灯令人赏会，无酒无肉，难免使人无法尽兴，调整时间正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兼顾两种需求。

　　事实上，在长安，正是皇亲国戚的热衷参与造就了元宵节的繁盛。景龙四年（710）正月十五夜，唐中宗曾经和皇后一起微服出宫观灯，并且“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第二天他们再次“微行看灯”。唐睿宗也喜欢看灯，先天二年（713）元宵节期间，就曾到宫城南面西门——安福门观灯。当时门外安装了高达二十丈的灯轮，“衣以锦绮，饰以金玉”，上面点燃了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十分壮观。《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玄宗也常在节日期间到勤政楼“观灯作乐”，夜深人静时，即遣宫中女子边歌边舞，借此娱乐，又有绳戏、竿木等杂技，“诡奇巧妙，固无其比”。韩国夫人则有百枝灯树的制作，高八十尺，竖立于高山之上，“元夜点之，百里能见”，比月亮更明。

　　“妓杂歌偏胜，场移舞更新。”长安的元宵节活动当然不只有灯，引人注目的还有歌声嘹亮、舞姿绰约，尤其是踏歌人的豪华阵容。踏歌是以脚踏地为节、载歌载舞的群众性娱乐歌舞活动。参加者踏足而舞，联袂而歌，非常热闹。诗人张祜《正月十五夜灯》有诗描写踏歌盛况：“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这里的“三百”之数，不可谓不多，但长安历史上还有两三千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三夜的壮举：两千多美丽的妙龄女子，在月色灯光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拂袖、倾鬟、低头、弯腰、转身，队形不断移动变化，“歌响舞分行，艳色动流光”，想一想就令人心驰神往。踏歌是歌曲与舞蹈的交融，为此，唐代文人创作了不少踏歌词，其中张说有《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其一云：“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其二云：“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歌词专为元宵节而作，也反映了长安元宵节的盛大景象。

　　“今夕重门启，游春得夜芳。月华连昼色，灯影杂星光。南陌青丝骑，东邻红粉妆。管弦遥辨曲，罗绮暗闻香。人拥行歌路，车攒斗舞场。经过犹未已，钟鼓出长杨。”这是唐代诗人沈佺期笔下的夜游。尽管此时仍然天寒地冻，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兴致。“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他们所担心忧愁的是天那么快就要亮了，再见又要到来年，于是抓紧时间在月华灯影中流连不已。在对夜游的狂热中，我们看到长安人对美好生活的感受能力和对自由的热爱与追逐。